给苏轼这样的大家勾画其诗歌的艺术风貌，比起品评那些诗歌名家来要困难得多。苏轼诗歌就像“连山到海隅”的群峰，有的雄奇，有的淡远，有的清幽，有的秀丽……它们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风姿，并以其内容的深广和手法的多样展示了诗人精神世界的广博与丰富。

苏轼为人最突出的特点是：既超脱旷达，又忧国忧民。他一生四处颠沛流离，多次遭受政治迫害和流放，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兼济的理想，终生关注着国家的兴衰和政治的风云，他开始对新法的指责和后来对旧党尽弃新法的批评，都是出于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为了国家的强大兴旺。他有些揭露时弊关怀民瘼的诗篇，饱含着自己强烈的政治激情。他为讽刺新法而作的诗歌虽暴露了诗人政治上的偏见，但也真实地揭露了新法实施过程中的流弊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社会的真实面貌，如《吴中田妇叹》借一农妇的口说：

在这种如泣如诉的调子中寄寓了诗人的一腔同情。又如他的《山村五绝》也真实地反映了新法给百姓生活造成的困难：

他有些与新法无关的诗对现实的反映更客观、更深刻：

这是《荔支叹》的开头一节，接着它由唐代谄媚帝妃转向对“争新买宠”的当朝权贵的抨击，由古代向妃子贡荔枝落实到向当今皇帝贡新茶和牡丹，诗人讥刺的锋芒是那样犀利。

苏轼对国事的成败忧心忡忡，对人民的祸福无限关切，而对他自己却忘怀得失、不计沉浮，这使他具有一种豁达的胸怀，一种高于常人的人生境界；这也使他能坦然地对待仕途坎坷，平静地迎接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并超越他所处的那种复杂而又肮脏的人际关系。我们从他一些诗歌中能见到他的人格之美和境界之高，如：

诗人在海南岛流放的三年中，“食饮不具，药石无有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，在生活和精神上受尽了煎熬折磨，但他对自己多年的磨难一笑了之，对政敌的迫害不屑一顾。“九死南荒吾不恨”，老人是这样宽厚、开朗、幽默而又超然。除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外，他还常常用诗来慨叹人生。由于所处的特殊时代和个人的特殊经历，苏轼比一般诗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了世事的无常、人生的飘忽和生命的偶然，在他人生的旅途上不时发出“吾生如寄”的喟叹（见《过淮》《和陶拟古》等），如他刚刚走向社会就感叹道：

对人生的空幻通常都来自于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，而这里竟然出自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！不过，尽管他似乎彻悟了生命，尽管他常说“人生如梦”，尽管他常有某种空漠感，但他并未由于感到空漠就从而冷漠，他对人生、友情、自然的热情至老不衰，并未由于了悟生命而就此颓唐，而是洒脱乐观地拥抱生活：

这三首同韵的七律写作时间分别为元丰四年（1081）、元丰五年（1082）、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地点分别是今天湖北麻城市岐亭和贬所黄州。即使处在人生的困境，作者仍然能感受到“江柳摇村”的春意——“尽放青青没烧痕”，仍然能感受到“半瓶浊酒待君温”的人际温暖。明知世事人生只如一场缥缈的春梦，时过境迁会泯灭一切痕迹，但他仍然保持着浓厚的生活兴致——“走马还寻去岁村”，仍然还看重人间的友情——“野老苍颜一笑温”，友谊、人情给他那颗敏感的心灵以温暖和慰藉。哪怕是被贬于“乱山环合”的“淮南尽处村”，仍旧对未来充满希望——“长与东风约今日”，在苏轼的人生字典中从来没有冷漠、悲观、绝望这类字眼。

因而，他诗歌中另一突出的主题是抒写对人生的热爱、对乡土的眷恋、对友情的珍视、对自然的迷恋，他在这种眷恋、珍视和热爱中执着地寻求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，寻求对现实的解脱与超越。《游金山寺》抒发了他浓郁的乡思：

这首诗写于熙宁四年（1071）诗人外调杭州时，通过在金山寺的远眺之景，抒写自己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的迷惘和抑郁心情，并借江神的显灵流露出惆怅而又浓郁的乡情。诗的结尾说“有田不归如江水”，然而苏轼一辈子沉浮宦海，不断地被政敌贬往各地，后来再没有回过他魂牵梦萦的故乡，于是他就把对乡土的眷恋升华为对贬所的挚爱：

他热爱自然，一块奇石，一朵梅花，一株海棠，一棵松树，一尾小鱼，都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，有时甚至达到了痴情的地步。他的山水诗在对自然的新奇感受中，融进了诗人自己洒脱旷达的个性，所创造的意境优美动人：

他也热爱艺术，自己不仅是绘画和书法名家，也是绘画和书法的鉴赏家、评论家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美的题画诗和品书法诗。《石鼓歌》宏阔整练，《王维吴道子画》奇纵浏亮，《书韩幹〈牧马图〉》浑厚遒劲，而《惠崇春江晚景》与《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》（其一），前者清新别致，后者疏旷淡远，如：

热爱自然也好，热爱艺术也好，珍视友情也好，它们都源于诗人热爱生活、热爱人生，哪怕是处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哪怕是身在最荒凉落后的地方，诗人总能咀嚼出生活深永的美来。下面两首诗一写于贬所黄州，一写于流放地儋州（今海南岛西部）：

苏诗的风格丰富多彩，奔放而宛转、新奇而自然是其风格的主要特征。这种诗风在他的七言长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，代表作有《王维吴道子画》《石鼓歌》《游金山寺》《戏子由》《书王定国所藏〈烟江叠嶂图〉》等。这些诗无不放笔快意，气势纵横驰骤，意境雄奇壮阔，既一意倾泻又宛转曲折，既恣意挥洒又舒卷自如，他对吴道子画的两句赞语——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——可以现成地拿来评价他自己的诗歌。就苏轼的气质个性和艺术创造而言，只有七言古诗这种体裁才能自由挥洒他的奇情壮采，让他的奇语快句与警言妙句如瓶泻水。他的律、绝近体诗也像不假思索冲口而出，不屑于在字法句法中苦心翻奇斗巧，和他的七言古诗一样一气舒卷豪放不羁，但笔力所到别具清新天然的神韵。

他豪放驰骤的才情也表现在他想象的丰富奇幻上。人们常赞美苏诗比喻新奇别致，喜欢用一连串五颜六色的形象来比喻同一对象，弄得读者眼花缭乱、应接不暇，而这种比喻的丰富新奇正来于他想象的丰富新奇，如《百步洪二首》，其一写水势的迅急汹涌：

头四句写长洪陡落的迅猛气势，舟行其中就像投掷梭子般急速，连驾船的老手也吓得惊叫，连见惯了急流的野鸭也吓得惊飞。接下来四句或写水势之猛或写船行之疾，七个妙语连篇而下：水势如狡兔疾走、鹰隼猛落，如骏马奔千丈险坡，轻舟行水如断弦离柱、飞箭脱手、飞电过隙，如荷叶上翻滚的水珠，真个把轻舟疾流形容得穷形尽相。《读孟郊诗二首》（其一）接连用一连串形象的比喻来描写读孟诗时独特的审美感受：“夜读孟郊诗，细字如牛毛。寒灯照昏花，佳处时一遭。孤芳擢荒秽，苦语余诗骚。水清石凿凿，湍激不受篙。初如食小鱼，所得不偿劳。又似煮彭𧑅，竟日持空螯。”这些比喻新颖奇妙又贴切自然。

他那豪放驰骤随意挥洒的才情，又表现在畅达流利的语言和精警俏皮的议论中。由于学识渊博宏富，他往往在诗中信手拈来许多典故、佛语、道书、小说和俚语俗语，畅发议论，嬉笑怒骂，以文为诗。这一方面使他的诗歌汪洋恣肆、风调流利，另一方面又使他的诗歌伤于刻露、伤于冗散，诗人有时只顾自己矜才炫学而忘了兼顾诗歌自身的含蓄蕴藉。

与议论化相关是他诗中的理趣，苏轼有诗人的热烈豪宕，也有哲人的敏锐机锋，几番风雨的摧折促使他静观世事与人生，加之与僧人道士的频繁接触，对释典道经的沉潜玩味，他喜欢从自然风物与社会事件中去发现、去领悟人生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，像前文引过的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，又如《题西林壁》：

这类诗主要不是以意境的优美耐人回味，而是以浓烈的机锋令人叫绝，别具一种似在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之外的机智。当然，苏诗也有由理趣堕入理障的时候，时露枯燥、粗率、敷衍的败笔。

苏轼晚年随着环境与心境的变化，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由仰慕陶渊明为人的高风进而偏嗜陶渊明平淡的诗风，他自己的诗歌风格变得朴素平淡。他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，比较著名的有《和陶止酒》《和陶归园田居》等，还写了不少模仿陶诗的作品。他的门人黄庭坚称赞说：“彭泽千载人，东坡百世士。出处虽不同，风味乃相似。”（《跋子瞻和陶诗》）

这类诗中固然不乏真朴隽永的名篇，但散缓、木质的浅易之作也不少，因为苏轼那种豪放俊迈的气质与陶渊明毕竟相差太远。

苏轼的诗歌是宋诗艺术革新的完成，代表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，后世常将他与李、杜并称，有人还认为他兼有李、杜之长（见袁宏道《答梅客生开府》）。他的诗情没有李白的雄强刚挚，但比李白更豁达、更超旷；没有杜甫的深沉博大，但比杜甫更风趣、更灵动，因而，理所当然赢得了历代诗人的崇拜和广大读者的喜爱。